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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自己捐给了中国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4:20:07 阅读: 来源:挤塑厂家

很多观众怀疑电影《南京!南京!》里的日本士兵角川是导演陆川的一厢情愿,觉得没有必要出于理想主义而安排这样的结局,以便促进中日友好或呼唤人性。事实上,角川是有现实原型的。

他叫山崎宏。一个曾亲历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,为了赎罪和感恩,他在中国度过了70个春秋,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,也重建了他自己的尊严。

日本士兵逃离部队

1908年年初,山崎宏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户农民家庭。幼年时,他的父母相继病逝,是哥哥艰难地把他拉扯成人。因此,山崎宏对哥哥特别尊敬。

山崎宏从小就特别乖巧,长大成人以后,他到一家红十字医院学医,梦想着将来自己开一家诊所治病救人,可他这个美好愿望被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给粉碎了。

1937年,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,从此拉开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。由于战线拉得太长,兵源不足,日本当局在国内大肆征兵,一些青壮年男子都被驱赶着上了战场。而山崎宏为了保全最亲爱的哥哥,不得不痛苦地穿上了军装,离开了那个盛产葡萄的地方,来到了中国。

30岁的山崎宏在当时的日本士兵中,是年龄最大的。他第一站被送到了天津塘沽驻防,当他看到一批批手无寸铁的老人、妇女、儿童倒在日本士兵的枪口之下时,不由痛苦得发疯。

一个月后,山崎宏又被派往河南郑州驻防。一天,他换岗后到外面买东西,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:一群日本兵竟然从一个中国妇女怀中抢过一个三岁的男孩,然后狂笑着把孩子活活掐死,他冲上去想阻拦,却被几个日本兵一把推开。看着孩子那双惊恐的眼睛慢慢地闭上,山崎宏靠在一棵树上,发疯似的问自己:难道自己要和这些禽兽不如的同胞一起来欺辱善良的中国人吗?

一心想从医救人,现在却加入侵略部队!山崎宏开始严重失眠,深深的罪恶感折磨着他:他决定逃出军营,不再做一个人人痛恨的侵略者。1937年11月的一个晚上,山崎宏摸清哨兵的活动规律,蹑手蹑脚地走出营房,黑暗中判断一下方向,撒腿狂奔。他只有一个念头:回家,逃回家去。

他一夜没停脚,但饥饿与惊恐把体力消耗殆尽,他只好去乞讨。讨饭时,他不敢说话,生怕暴露了身份,让中国人打死。他敲开一户门,用悲凄的眼神望着对方,对方紧盯着他,上下打量了足足两分钟,脸上满是疑惑的神色。山崎宏意识到是军服出卖了他,拔腿想逃,后面大喊别跑,山崎宏绝望地闭上眼,等待劈头盖脸的棍棒。

他抱着头的手被人拉开了,陌生人塞到他手里两个窝头。中国人的善良令他感到了自己的耻辱,他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一路乞讨,总有人给他一口吃的,让他得以活命。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接触着中国百姓,越发为日军的行为感到深深的罪恶。

就这样,在恐惧和饥饿中,山崎宏昼伏夜行。到了第四天,又累又饿的他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。走到一个村庄时,求生的本能使他鼓起勇气敲响了一户农家的房门。吱呀一声,一个举着煤油灯的中国妇女走出门来,当她看到穿着脏兮兮日本军服、一脸悲凄的山崎宏时,不禁惊呆了。这时,山崎宏想到了自己的身份,怕那中国妇女喊人来打他,又挣扎着往外跑去。可没跑几步,又累又饿的他便昏倒了。

待他醒来时,他发现自己躺在那户农家厨房的灶窝儿里,身下铺着暖暖的柴草,身上盖着露着烂棉絮的棉被。那个善良的中国妇女和她的丈夫静静地看着他,看到山崎宏醒来,他们露出欣喜的神情。

山崎宏在这户农家休养了两天,他不想再连累他们,第三天坚持要走。虽然言语不通,但那对夫妇给他准备了一身虽然破旧但洗得干干净净的便装,还把家里仅有的粗面、细面,都拿了出来,给他烙了几张锅盔(山东大饼),让他在路上吃。

凭着那对夫妇给他烙的大饼,他一路往东再往东,直到来到一座名叫济南的城市,他才停住了脚步。在他模糊的记忆里,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,离日本近,可以找机会回家。

鬼子大夫的赎罪方式

正是那对以德报怨的中国农家夫妇,才使得山崎宏心里萌生出今后要替同胞终生赎罪的决定。到达济南后,山崎宏改名换姓,凭着自己的日籍侨民身份,他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济南铁路局找了份看管仓库的工作。仓库就在火车站旁边,是临时搭建的一座砖瓦房,里面放满了毛毯、军用棉被等战时军用物资。

上班第一天,日本领班把山崎宏叫过去,叮嘱他说:你要严加提防那些贼性难改的中国人,他们经常趁夜黑风高的时候来行窃。如果一旦发现,可以就地结果他们!山崎宏表面答应着,却在暗地里帮助着那些穷苦的中国百姓。一天夜里,他被一阵轻微的响动给惊醒了。借着微弱的灯光,他看到两个衣着破烂的中国小伙子,正从铁窗缝里往外拽毛毯,但毛毯被一个铁钉死死挂住了,山崎宏怕吓着那两个年轻人,就悄悄地爬起身,把毛毯从铁钉上掀起来,然后卷起毛毯投出了窗,那两个年轻人以为有神相助,扛起毛毯消失在夜色中。

一连几次,两个小伙子认识了山崎宏。后来,山崎宏在铁路局工地上遇到那两个做苦工的小伙子,他们彼此点点头,会心一笑。

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,引起了日本领班的怀疑。他把自己的疑虑报告给驻守火车站的指挥官森田中队长。森田大怒,当即派人把山崎宏关了起来,并对他进行拷打,让他招认私通八路的事情,山崎宏被打得皮开肉绽,但他咬定这些事情与他无关。

几天后放出来,那两个中国小伙子来看他,拉着山崎宏要结拜兄弟,他直摇头:我是罪人。中国人救过我,我这样做,是为了赎罪。你重情义,是条汉子,跟咱山东人脾气相投!两人不由分说,把他带回家,做饭招待他,让家里人给他做新衣服。听说山崎宏从小没了母亲,家里的老人又收他为义子,又忙活着给他张罗媳妇。

媳妇是位外刚内柔的天津姑娘,几次接触后,山崎宏认定她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。在纷飞的战火中,山崎宏在济南度过了八年难忘的岁月。1945年8月,日本投降,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。

当时,在华的日本人及反战同盟都陆续回国了。山崎宏也给哥哥寄去了信,写明了自己在中国的情况。很快,哥哥回了信。哥哥在信里喜极而泣,家人都以为山崎宏已经战死在中国,他的牌位在家里供了多年。当知道弟弟还活在世上时,哥哥在信里催他赶快回家。

山崎宏心里也很犹豫。恰巧在这一天,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:欢迎在华的外国朋友留下来,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。山崎宏心里一下子明亮起来。我当时认为,中国的贫穷,日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中国建设正需要人的时候,我怎么能走呢?

他给哥哥回信说,他要留下来向善良的中国人民赎罪。他把家安在了济南,开了个小诊所,专为穷苦百姓治病。没想到,诊所开张后的一周内,竟没有一个病人前来问诊。山崎宏心里很疑惑,一打听,原来人们对他的日本籍身份有所顾虑,一些人甚至叫他鬼子大夫。

无法取得街坊邻居的信任,山崎宏很着急。一天,他听说有户人家的孩子发高烧,烧得都抽起来了,便再也坐不住了,他主动找上门去,把药放下就走。生病的孩子用过药后,很快就退烧了。那户人家登门致谢,并到处称赞鬼子大夫的医术医德。此后,山崎宏又医治好了几个病人,街坊邻里对他逐渐建立了信任。在人们的口中,鬼子大夫成了一个亲切、值得信赖的称谓。

很多病人穷得没钱付药费,他一一拿药送出门:算了,走吧。病人不好意思再来,山崎宏关切地让妻子到病人家里问:好了没有?因为常常免费送药,山崎宏一家入不敷出。病人送来一个窝头,夫妻俩分着吃一天,邻居端来一碗稀粥,一家人分着喝,有时一天没一点东西吃,就只能饿肚子。吃百家饭的女儿山雍蕴七八岁了还长得又瘦又矮,一阵风就能吹倒。

1952年,山崎宏与几名医生成立了郊六区联合诊所。现在山东省体育中心向南的郊六区,当时是贫困山区,条件非常艰苦,山崎宏为出诊经常翻山越岭。深夜,只要有人来叫,他点上一盏油灯,拿根棍子就上路。远远能看到狼眼的森森绿光,还要过大片大片的坟地。山崎宏把灯举在头上,把棍子挥得呼呼响,径直往前走。天亮一身疲惫回来,顾不得休息又去上班。

文革开始了,女儿在学校,同学指着她鼻子说:你爸爸是鬼子兵,你是小鬼子!女儿哭着回家,气愤的妻子想要为丈夫澄清。山崎宏拽住妻子,沉默了一小会儿,让妻子转告女儿:你只要记住爸爸不是坏人,别的都不要管。

文革后,医院的同事大多调到省里、市里的大医院去了,山崎宏一直留在郊区的小医院里:我就想当个平头百姓,给老百姓和穷人看病。医院给他涨工资,山崎宏说什么也不要,全让给别人,83元6角的工资一直领了近20年。中日邦交正常化,山崎宏从医院退休,进了七里山诊所。因为医术精湛,很多人开着车来找鬼子大夫,方圆几里没有不知道他的。

日本大使到中国时,见到山崎宏,问他:我听说现在还有中国人叫你鬼子,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?山崎宏回答:我了解他们,他们这么叫,其实心里对我并没有恶意。他们恨的是当年的日本人,就因为这样,我才要留下来替日本人赎罪。

山崎宏在中医方面颇有造诣。中医在日语中被称为汉方医,曾以西医为专业的山崎宏一直对汉方医充满了好奇和向往,多年来他克服了很多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障碍,潜心研究中医药学,敬业忘我、精益求精,把中医和西医以及日本医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,研制出三味汤、九味汤等专治小儿腹泻、高烧、咳嗽、多动症等常见病的成方药。在上个世纪蛔虫病肆虐的50年代,山崎宏更是自创了一个有效治疗蛔虫病的妙方,大大解除了人们的病情,被亲切地称作虫子大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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